时隔17年，为什么率先重走“硬核”路线的是浙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城市进化论 Author 余蕊均
疫情煽动“翅膀”，引发全球经济连锁反应。关于推动制造回流、加速经济“脱钩”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众所周知，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制造业30%，全球第一。
一个普遍共识日益清晰——在多种因素叠加之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更显迫切。
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及时协调解决制造业全产业链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3月25日，工信部也透露，将组织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实际上，从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20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已频频强调力挺制造业发展。与此同时，多地也将制造业发展置于2020年经济发展核心位置。
在经济总量迈过6万亿大关后，3月16日，浙江召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式开启“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之路。
新目标将分“三步走”：
力争2020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特征；
到2025年建成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强省；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以制造业起家的浙江，此前对自身的定位是“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2003年6月24日，“非典”疫情过后，浙江首次召开全省工业大会，确立这一目标。时隔17年，浙江再次率先专门召开高规格大会，推进制造业发展，时间节点耐人寻味。
对此，多位专家都向城叔提到“应对疫情冲击”这一因素，但更重要的仍是“发展阶段所需”，于危机中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通过不断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锚定未来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点。
用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的话说，就是要在“应对全球化变局中构建浙江制造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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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初夏，“非典”阴霾尚未完全散去，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对浙江而言，随着最后两名患者于6月17日出院，标志着疫情防控与复产复工进入新阶段。
一周后的6月24日，浙江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首个全省工业大会，明确提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
同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举行，首次全面系统概括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即“八八战略”。其中一项正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配置、重组，有评论认为，2003年的世界、中国以及浙江，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口”。
一方面，经济结构加速调整。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三次产业结构为38.1:43.3:18.6，属于典型的农业省份；1979年~200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5%，2002年，浙江第一产业占比首次降低到10%以下，第二、三产业比重稳步提高，逐步形成“二三一”结构。
另一方面，“成长的烦恼”日益凸显。
浙江地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资源匮乏，宁波等工业重镇纷纷遭遇“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境况，生产要素制约不断加剧。
彼时的浙江，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正处于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阶段，瞄准先进制造业发力，被视为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从数据上可以观测效果。2003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浙江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强劲，连续取得新突破：
首先是地区生产总值，从9200亿元开始连续跨升，2004年突破万亿，2008年迈过两万亿门槛，达到21486.92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从4830亿元增至11580.33亿元，除2008年增速为9.4%外，前五年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2008年，工业增加值达到10359.8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2003年这一数值还仅为43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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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03年相似，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正在显现，“共渡难关”尤其需要信心和方向。
正如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接受媒体受访时所言，“此时省里召开这么一场高规格的制造业大会，必然会将各级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提到一个新高度，让我们对2020年有了乐观的期待。”
事实上，时隔17年，浙江再次发力制造业发展，从表述上即可发现一些变化——一是范围更大，着眼“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要“高质量”，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
再来看一组数据。自2003年锚定“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这一目标后，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两度跑出20%以上增速，2009年回落至6.2%，此后十年间增速波动较为明显，2015年仅有4.4%。
不难看出，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长阻力变大，波动也随之而来。像浙江这样，以1%的国土面积、4%的人口创造6%的GDP，未来的支柱在哪里？
“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制造业始终还是我们比较硬核的产业，不能丧失了传统优势。”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阮青松看来，疫情的确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细分来看，一产生产活动相对比较分散，风险较为可控，三产目前受到的影响比较直接，但随着疫情好转，很容易出现“V型”反转，“制造业现在确实比较重要”。
《浙江省第四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8年末，浙江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951.8万人，其中，二产从业人员1852.5万人占62.8%，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但与2013年相比，占比下降7.7%。
阮青松解释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很多企业的制造业基地、最大规模的产能都在国内，此前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各方比较担心跨国公司会把一些制造业生产环节转移，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包括就业、上下游产业链等，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这一担心有所缓解，但眼下的疫情，有可能再次触发跨国公司的动机。
所以，制造业不仅不能丢，还要更具竞争力。
多位专家均向城叔谈到，浙江在此次抗击疫情中的动作一直“走得比较快”，应急响应、复工复产、经济复苏，“很有危机意识”，同时也非常注重未来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无论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都需要真正的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来实现。浙江此举，应对疫情冲击是一方面，本质上则是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后的现实需要。“缓冲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不能走大水漫灌的老路，关键的技术性投资需要瞄准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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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GDP突破6万亿，坐稳全国第四位置同时，进一步缩小与第三名山东的差距；常住人口达到58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3万人，成为广东之后，“抢人”破百万的第二大省。
不过，浙江并非没有隐忧。
用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的话说——
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浙江有基础、有条件、也有优势，但也面临传统成本优势不再、大平台大项目支撑不足、产业层次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的安全和韧性不够等新的“成长的烦恼”。
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于，过去17年间，浙江与广东、江苏的差距为什么持续拉大？
2003年，浙江经济总量与广东仅相差4249.93亿元；而2019年，这一差值已达到45319.07亿元。
进一步对比三省历年二产增加值，差距也很明显。
资料显示，2018年，浙江工业企业数达到43.1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4.1万家，占全国10.7%，排在江苏和广东之后，居全国第三。
一位专家向城叔谈到，尽管和中西部地区相比，浙江一直是榜样，但和广东相比，仍有不小进步空间。
“有很多还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生产纽扣、玩具、电线等，技术水平还不是最先进的。”他说。
而浙江省统计局早前在一份公开材料中写到：2018年主要工业产品中，化学纤维、电工仪器仪表、家用吸排油烟机、电动手提式工具、金属切削机床、布和铜材等产品产量分别占全国45.5%、39.6%、31.4%、28.2%、24.5%、16.1%和15.2%，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事实上，近年来，浙江围绕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出了不少改革举措，地方主政者也曾多次公开强调要加快打造国际一流的制造业发展环境。
在日前举行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车俊表示，要坚持打好稳中求进组合拳，千方百计支持企业过好产能恢复关、近期经营关、市场开拓关、转型升级关，“夯实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基础”。
“我觉得方向很正确，这种战略措施也非常必要，如果能达到一些效果，将推动浙江经济真正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黄群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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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
编辑：胡心玥 / 审稿：王运宝